现代化中的绥德窑洞文化

黄河流域中、下游，黄土高原中部，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古老的陕北绥德，于五千年前，恰位于中华民族的摇篮腹地；古老的绥德民情风俗，自有其先天的典型意义和历史涵蕴！

但是，伴随轩辕黄帝氏族的逐渐迁徙和北方少数游牧部落不间断地趁机南侵，原来的原始黄土文化遂与草原游牧文化相互渗透、相互补充；于是轩辕黄帝氏族曾在这里所开创的原始文化，即今之学者所一致称谓的黄土文化和黄土风情，遂又逐渐演变成了独具塞上特色的塞上文化和塞上风情。而其间，具有五千年历史的穴居式土窑洞，竟为国外的汉学家们视为人间奇迹，誉为没有建筑师的古建筑，足可与万里长城等量齐观！

绥德民间俗俚话语中，说及个人私有财产，颇多以“房产地土”称谓。分明将“房产”列在“地土”之前，绝不是古人语无论次。恰恰相反，“房产地土”正好是塞上文化的历史沉淀。由穴居而延续至今的窑洞文化，则是黄土文化、或曰塞上文化氛围中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遍及古绥德州境内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址足以说明，窑洞无疑是“穴居”的进化。

地处穷乡僻壤的绥德县民间，贫苦之家至今仍脱不开“穴居”的印记：依山劈崖，深凿洞穴至丈余或两丈余，简置以门和窗；土炕台、土锅台、以石砌面，再置石炕楞儿，锅台石，始成炕和锅灶。只要有炕和锅灶，即可称之为“家”。这“家”里大有文章，于窑洞左、右崖壁上再挖凿数尺深的见方洞穴、或者底方、拱顶洞穴，即可作为箱子、柜子，置放用物；俗语所称谓的崖门柜儿，也只不过是在洞穴口上加置了小门框和小门扇罢了。后窑掌崖壁上也然，留或高或低的土台阶，放置用物，类如富裕人家的条桌儿；或者是于窑掌崖壁再开凿与人身等高的小型拱顶方底洞穴；入深三、两尺，再向上和两边扩大，凿成俗语所称的“掌窑”或“后窑”。这无疑是土地私有制下的产物，没有“房产”的贫穷之家，只要据一孔窑洞的地皮为己所有，就不愁造化不出多至三孔、两孔窑洞的使用面积和价值来；而且，“地近边陲”、“民习尚武”，长期处于民族争斗祸患的古绥德先民，习以“掌窑”、“后窑”为用，则恐怕更是古代民间战备意识的遗迹。一旦有战争或敌情发生，可将掌窑或后窑用石头、土块垒封严，表面仿照主窑洞崖壁一样用细泥或大粘泥泥好，待新泥干好之后，天衣无缝。足见“深挖洞、广积粮”如此治国大策略，并不是大明王朝定国先生刘伯温的聪明才智。

可别看不起这种极为省工省钱因而极显简陋的靠山土窑洞儿，它自有“受苦人家”的美好所在———冬暖夏凉。土窑洞的顽强生命力不单在于它的简陋、省工省钱，更在于这凉、暖二字上。草原游牧文化之入侵和渗透，使这一方地土上的衣着、饮食、器用、作物、语言、信仰、礼仪乃至血缘、人种等等都产生了许多异化，唯此“窑洞文化”却始终坚持着固有的模式而丝毫没有改变。原来，当人类的生存和繁衍尚在依赖于天地山川的自然恩赐阶段，住居文化只能顺应和屈从于季节、气候。飞禽中有候鸟，走兽的天性是走，以生殖为神圣崇拜的古绥德先民们，有此冬暖夏凉的土窑洞儿足矣！

这，正是草原游牧民族的“穹庐”为什么入侵和渗透不进土窑洞的道理所在，也正好说明了古绥德之先民为什么最看重“住”的道理所在！

悠悠岁月，时代进化，早于先秦时期便出现了石窑取代，直至今日，古老的绥德州境内的“窑洞文化”，依然脱不开靠山宅居这一原始的“冬暖夏凉”模式。

当此开放搞活的二十世纪之末，历来“不事繁华”的绥德人，只要生活富裕了，在石窑洞盛行的今天，土窑洞上依然有文章可作。一曰内修饰：或细泥、或白灰粉刷，或以现代化的水泥将炕栏、炕围、窑掌、脚地、两平桩的墙壁一律打扮成水泥石面儿，俗称“罩面儿”，而后再贴上瓷砖。与此同时，再购置现代化的家俱和电器，也自然属于内修饰之列。二曰外装璜：或以水泥打扮土窑洞洞口外的墙面，而后再用白灰粉勾勒出砖砌缝隙，以假乱真，让你远视近看，均当作原本就是砖砌窑洞；或者依照原来的土洞穴，以打好的料石箍砌、拱顶数尺，俗称“接口”。接口之料石经细锤细钻，四楞界线如刀裁过，比之于纯以砖、灰箍砌而成的墙壁，缝隙尺寸，毫不逊色，却更为坚固和耐久。民谣所描绘的“三眼石窑可切切，龙门院墙独院院，细锤细钻出面面，石灰勾缝一线线！”确切地表达了世世代代古绥德州老百姓的理想和追求。伴随着这种理想和追求逐渐变为现实，以“内修饰”、“外装璜”为特征的“窑洞文化”，无疑应是当今绥德地域内真正属于大众的“窑洞文化”！

诚然，都市现代化的住宅模式，也已经开始走向绥德县境所属的山区农家院落，这也许是未来绥德地域内民间住宅文化的遥远前景。至于当今，不容乐观的是，“陇西北地上郡”“地亦穷险”，诸如陕北地区城乡间，高楼大厦正在侵吞、蚕食有限的小块平坦川道农耕地和无定河流域两岸的农耕水地，这不能不说是窑洞文化的悲哀。因为历史和地理所决定的当今绥德广大农村乃至城区内的贫困角落，原始模式的窑洞依然极有存在的必要，如民谣所描述的“三眼石窑可切切”式的理想和追求，尚待努力奋斗。